為什麼把日本和澳洲看成是西方國家？

我在下面要討論的問題，或許會開罪一些人，但我絕對沒有貶低任何專家的意思。而我自己也是在西方成長的，又喜歡研究日本的事物，如果要貶低，也只是自貶。我只是想問﹕我們所謂的英國通，美國通，法國通，．．．和日本通，究竟是一種何等的存在？

為什麼在很多國人的眼中，他們的知識是大家所希望擁有的？

說到尾，他們不就是認識一種外語和了解一個特定外國文化的專家罷了。但所謂的美國通和日本通，其實有他們的特殊地位——他們的真正價值，不只建立在他們掌握外語的能力或對外國文化認識的深淺上，而同時是建立在他們對這些「現代」國家的進步和成功有親身的體會。

如果那不應被視作崇洋（西洋或東洋）的思想，那起碼我們必須理解，美、日這些經濟強國對中國來說是揮之不去的存在。超過一個世紀，它們無間斷地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影響著中國人，使我們對自我的文化定位也無法不作出調整。

試想，一個自稱是中東通或非洲通的中國人（或香港人），除了當地發生了政治或軍事的巨變，他能長期引起大眾傳媒（甚至是學術界）的注意嗎？甚至是韓國通，在「韓流」如過眼雲煙般飄散以後，也甚難覓得知音。

說到最後，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和文化影響，對中國人來說，代表了一種既渴望擁有，亦希望征服和突破的進步狀態。

作為一個東方國家的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現代的「西方」國家。這種現代化的進程，曾經是中國人借鏡的榜樣。

日本遂變成一個存在於「東方」的「西方」國家。當時的思想家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就曾提倡「脫亞論」，希望日本能夠離開亞洲這個落後的文化地域。即使在不很久以前，曾經也有人把包括日本在內的G7工業國說成是「西方」工業強國。日本的「西方」地位，至今似乎沒有完全改變。

而澳洲呢？雖然它有時候自成一個「洲」（continent），但它在地理上跟歐洲和美洲也是有一段距離的吧。只是，作為歐洲後裔白種人主導的地方，它也就名正言順地變成了一個「西方」國家了。

但現實上，亞洲國家對它的影響絕對不能忽視。

這裡，我們漸漸理解到一點，也就是Martin Lewis和Karen Wigen合著的The Myth of the Continents﹕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洲的神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一書的論點﹕西方（或東方），不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個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概念。

簡言之，日本和澳洲之所以是「西方」國家，是它們作為已發展的進步國家的「身份」的自我確認，是一種認為東方國家即代表落後的寓言和暗示。而這個寓言，甚至比起冷戰更「歷史悠久」。似乎，也給冷戰一個很好的「歷史基礎」。

現在，澳洲人選了一個「中國通」的陸克文（Kevin Rudd）做新的總理，日本的右派媒體問的第一個問題是，究竟日本會否因為陸克文的「中國背景」而影響（削弱）日本和澳洲的關係。

問這個問題的假設是，中國跟日本的關係還是冷戰時代的關係，甚至是明治維新之後的傳統「封建主義」國家跟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所以作為圍堵中國的美、澳、日戰略伙伴關係受到了威脅。

這是很可笑的憂慮。陸克文雖然精通漢語，以外交官的身份在北京待過一段時間，而且對中國文化頗為熱愛，而且明言會從中東把澳洲軍隊撤回。但是，要改變澳洲國際關係的大方向，不是換一個總理就能成事的。而這個大方向，即使是John Howard執政時代也正在進行中。那就是，澳洲跟中國以直接的方式，作緊密經濟外交的交往。

澳洲似乎已經認識到，自己是否一個「西方」先進國家已經不是一個務實的外交和國際貿易策略。相反，一些日本的好事之徒，還是以自己是先進「西方」國家的前提來理解日澳和日中的關係。

當然，那也只是一小撮日本人的想法。現在，以福田康夫首相為首的日本領導層，早已意識到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國際關係，是一個以互利互助為基礎的雙贏局面。

In the Photo: Newly elected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Kevin Rudd.

Photo courtesy of http://www.drive.com.au/Editorial/ArticleDetail.aspx?ArticleID=37067

八十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的兩個日本通﹕蔡瀾和沈西城

最近，蔡瀾跟沈西城已經很少以日本專家的身份在媒體露面。

但大家不要忘記，蔡瀾曾經寫過很多有關日本文化的雜文（尤其是旅遊和飲食方面的文字），天地圖書替他結集出版的為數也不少。現在他的身份應該是美食家，而且他經營飲食生意多年，現在的精力都放在這方面。

蔡瀾，1941出生於新加坡，潮州人，16歲留學日本，後來就讀於日本大學，專攻電影編劇。

他父親原來在邵氏片場工作，他在留學期間已經兼職替邵氏做翻譯等工作。後來先後正式加入邵氏和嘉禾，任職製作經理和製作副總裁。1980年代開始寫作，活躍於香港文化界，以生動的文字推介日本流行文化。

我現在還想不出，在香港還有其他像他那麼多產的日本通。


沈西城，葉關琦的筆名。1948年生於上海，四歲來港定居，24歲到日本遊學。擅長寫散文，小說等不同的文體。他跟倪匡相熟，自1995起倪匡移民美國後，在倪氏授權下繼續用衛斯理和羅開的名字創作小說。2001年，沈氏又成為《武俠世界》的總編輯。所以自90年代起，他根本也很少以日本專家出現在媒體。

後來發生了一宗，沈氏創作的衛斯理小說剽竊日本小說情節的事件。不知這事情以後如何發展？

有關資料可以到下面網站瀏覽﹕

http://www.tanaka-fans.com/others/copy-case.htm

總之，他們兩個現在都應該是很成功的商人。

Photo of 蔡瀾 courtesy of Xinhuanet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hq.xinhuanet.com/travel/2007-01/29/content_9170193.htm

活躍於香港媒體的日本通﹕吳偉明，張宏艷，張彧暋，健吾，湯禎兆

回到香港三個月，對這裡日本研究的情況開始漸漸有點認識。可以說，在學術界對日本文化進行研究，或者有所涉獵的人，其實不少。但在媒體中比較活躍的，其實不會太多。

在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有日本研究學系。但在媒體（包括比較容易找到的出版物）中能夠接觸到的名字，基本上只有幾個。

其中在港大的陳湛頤教授曾出版過一些港日關係的書籍，如《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日本人訪港見聞錄，1898-1941》（兩卷，三聯書店，2005）。

浸會大學的歷史系主任周佳榮教授是日本史和香港史專家，同時也編寫很多中國歷史的教科書。最近編著出版有關香港史的書籍有《閱讀香港﹕新時代的文化穿梭》（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7）。我在書局也看過他早期寫的日本現代思想史著作《近代日本文化與思想》（台灣商務印，1994）。

而最活躍於媒體的日本研究系教授，應該首推中文大學的吳偉明博士。他的「知日部屋」部落格，提倡「哈日反日不如知日」，非常受歡迎。後來部落格的文章也被結集成書﹕《知日部屋——吳偉明日本文化隨筆》（香港中華書局，2007）。

另外，有線新聞的張宏艷女士，最近翻譯出版了日本老兵回憶錄《回頭已是百年身——日本老兵金子安次侵華回憶》（精英文化動力，2007），又將在香港大學和國內舉辦多場日本老兵見證會。

還有兩位年輕的日本通活躍於媒體﹕他們是張彧暋和健吾（見圖，左邊是健吾）。2007年4月，他們在《明報》發表了對談後的感想文章﹕「中日關係﹕研究日本研究的一次乏力對話」。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以下兩個連結閱讀他們的文章﹕

http://ol.mingpao.com/cfm/Archive1.cfm?File=20070415/sta13/vzc1h.txt

http://ol.mingpao.com/cfm/style5.cfm?File=20070415/sta13/vzc2.txt

張彧暋是中文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在媒體經常發表有關日本的文章。

而健吾是個神秘人物，不過應該年紀很輕，有時候會做商業電台評論節目「光明頂」的嘉賓主持，也寫很多日本流行文化的文章。

最後，還有湯禎兆。自1990年代起，已經出版多本有關日本的書籍﹕《日劇美味樂園》 (香港文林社，1998)，《日劇遊園地》 (香港文林社，1999)，《日劇最前線 》(台灣商周，2000)，《亂步東洋——日本文化雜踏記》 (香港指南針集團，2001)，《講演日本映畫》 (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2003)，《整形日本》 (天窗，2006)和《命名日本》 (天窗，2007)。

恐怖份子哪裡來？

昨天晚上睡覺前被一隻不知從哪裡飛來的蚊子滋擾。

雖然已經被牠釘了幾次，手臂有好幾處紅紅癢癢的，但因為實在很睏，沒閑情跟牠周旋，所以只搽藥了事。把自己藏在被窩裡，希望能安穩睡到天亮。

早上，居然被我發現牠的蹤跡，遂把牠打死，一「灘」殷紅的血好不嚇人——因為那曾經是自己的。

我想﹕要找恐怖份子，有時候可能比找蚊子還難。

日本現在要求入境的旅客都打手指模照相，說這樣做是為了配合美國進行反恐。一些人感到人權受到踐踏。其實大部分安分守己的旅客只會感到多了點麻煩。

住在香港的人都知道，深圳過關時香港的「e道」是採用手指模辨識機器的。而中國邊防也鼓勵大家把手指模記錄在案，以便更容易出關入關。

大部份人似乎不是很抗拒被打手指模。(我記得從前的香港身份證是印有持證者的手指模的。)

當然，大家關心的可能不是人權的問題。那畢竟比較抽象。


我其實很想知道，恐怖份子究竟平常有沒有正職？恐怖活動是業餘活動還是職業化？（可能兩樣都有）

無論如何，搞破壞的人心中一定對現實很不滿。

不是說全球一體化大家的生活都更密切、更進步嗎？

但現實應該沒有跨國企業商人想得那麼理想。

我們常聽到的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或者，恐怖份子給我們的啟示，不只是文化的多元化和頻繁的接觸交流。使我們更警覺的，是因經濟差距和宗教信仰歧異所帶來的文化衝突。

不是說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已經（或將會）變成準確的預言。只是，恐怖份子我想也是人罷了。處處防範他們的襲擊，倒不如多了解產生他們的文化、宗教和經濟原因。

我知道蚊子也是要生存的。被牠釘一口，難道怪牠貪嘴？

只是，作為自私和排他的人類的一員，我天性中就有屠殺牠的傾向。而且，殺戮過後的我，竟然連半絲悔意也沒有。

我，原來才是恐怖份子！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Photo courtesy of http://www.shanghaidaily.com/

微笑外交的時代﹕東盟10+3

東盟十國，即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再加上東亞的中、日、韓三國。這個10+3的合作機制，在十年前開始運作。

這幾天在新加坡舉行的東盟10+3會議，中、日、韓的領導人趁機會進行會晤和交流。從前所謂「政冷經熱」的現象，如今已經被一種「微笑外交」所取代。

在鎂光燈下，三國的領導人都正在微笑（見圖）。

我相信這不會只是政治人物在做秀那麼流於表面的形式。實際上，三國在經濟、戰略和文化上，都了解到互相合作、成為伙伴的重要性。

在經濟合作方面，如果我們集中討論中日關係，東海油氣田的共同開發問題，是一個考驗雙方合作誠意的契機。如果能夠解決分歧，而福田政權不會一下子倒台的話，中日關係可望在未來幾年內保持平穩發展。

中國所關心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究竟日本對台灣問題的態度，是否本著「一個中國」的原則。

福田的回應很爽快，就是說，一切不變。

其實，現在東亞領導人的政治哲學（如果有的話），就是務實和不急進。

微笑，就是一個具體表現這種政治哲學的舞台表演（stage performance）。

最近東亞國際關係這台戲，挑大梁的主角，都不再是明顯「肌肉」發達的英雄豪杰，或者深謀遠慮的策略家，反而是一個個笑口常開、只知道做小買賣的推銷員。

In the Photo (left to right):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South Korean President Roh Moo-hyun 韓國總統盧武鉉,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Fukuda Yasuo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

(Photo courtesy of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日本的鯨魚，韓國的狗，中國的果子狸

據最近的新聞報道，日本捕鯨船隊正向著南極進發，以科學研究之名，準備捕獵1000頭鯨魚。綠色和平組織在得知消息後，誓言要攔截云云。

日本人捕鯨有很長的歷史。究竟有多長，我要翻查資料才能確定。不過，至少在江戶時代（1600-1867）已發展成一個很專業的行業。當時漁民捕鯨的景象，在舊書籍有詳細的圖文記載。長崎縣立圖書館把這些書逐頁數碼化放上網，要參考非常方便。因為圖書館禁止轉載這些珍貴的圖片，所以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直接到他們的網址欣賞﹕
http://record.museum.kyushu-u.ac.jp/kujira/yugyo/01/yugyo1.html

鯨魚，日語讀KUJIRA。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應該知道Godzilla怪獸的名字就是結合Gorilla（猩猩）和Kujira（鯨魚）而得來的。

兩種體形巨大的動物，據稱都具善良的性格。創造Godzilla的人替怪獸改這個名，我想也有這一層的寓意吧。

話說回來，究竟鯨魚有多美味，我至今還是沒有任何的概念。上面的圖片，是我在網上找到的。它介紹了鯨魚三種食法（嫩紅鯨肉刺身，鯨舌頭，鯨魚皮刺身或煮湯）。好玩的是，點這個套餐，竟然送鯨魚的鬍髭，可做護身符。
http://item.rakuten.co.jp/kuziran/gogatuset/

另外，同一網站又介紹了更「野味」的鯨魚睪丸刺身。顏色烏黑，看樣子已知道是極品佳餚。

這次綠色和平要阻止日本人捕鯨，讓我聯想到一些因為傳統東亞飲食文化所產生的新聞。

在韓國，吃狗肉據說非常流行。究竟有多流行，我也不是很清楚。記得在多年前，西方媒體拿這個「驚人的發現」去批評韓國人沒有文明和野蠻。那應該是韓國在1998年舉辦奧運，以及在2002年和日本共同舉辦世界杯的時候吧。

2003年，SARS在香港和國內肆虐，甚至蔓延到其他國家如加拿大。最後發現跟我國南方人嗜食果子狸脫不了關係。

有人一定會問（不一定西方人），不吃這些動物可以嗎？

雖然大部分東亞人都不會吃這些動物，但某些西方人對東亞人飲食習慣的批評，變成了一種反射作用，完全不從東亞文化，社會和歷史的角度去理解。

其實，除了某些美國人吃慣了把食物弄成幾何形狀的快餐食品外，其他懂得西方飲食傳統的西方人都會接觸很多比較特別的食材。

只是，東亞獨特的飲食文化一直被一些無知的人「醜化」和「惡魔化」，其實很無聊。

當然，如果問題不只是飲食這個個人行為，而涉及到公共衛生，生態平衡，疾病蔓延，信仰習慣，那麼，大家都需要花點時間去了解文化歧異的所在。

我覺得喜歡吃「野味」和「補品」的人，其實透過飲食達致一種心理上（甚至是治療性）的滿足感。

一頭鮑魚，一碗魚翅，一杯xx年的法國紅酒，一碟魚子醬，一隻大閘蟹，．．．真的好吃到了另外一個境界，而使食用者獲得極致的滿足感？

無非是心理作用，無非是虛榮。

或者，外國人惡意的批評不是沒有可以讓我們反省的地方。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批評即等同惡意中傷。

鯨魚，狗，果子狸，難道食了會長生不老不成？

對我來說，不吃也罷。

但是，如果有人堅持要保存這些傳統飲食文化的話，我們還是不能草率地贊成或反對。在一些行為的背後，是一種生活的習慣。這些習慣，不一定能用生硬的道德標準去衡量。最後，還是需要小心找出某些特殊飲食習慣中，究竟其文化和歷史意義在哪裡。

阿Q精神永垂不朽？

新寫的書評終於發表在H-Nationalism，即「民族主義學術交流網」(http://www.h-net.org/~national/)。（民族主義，也稱為國家主義，國族主義）。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下面的網頁閱讀全文（用英文寫的）。

一本四百頁厚厚的著作，是中國現代文學學者、魯迅專家Paul B．Foster的新作。Foster替自己的書起了一個很特別的書名﹕《阿Q考古學》。

書中，他研究「阿Q」這個魯迅創造的小說人物，如何變化成一種文化符號，象徵著中國人愚昧、懶散、落後、和醜陋的國民性。但同時，Foster也提醒我們，阿Q是一個中國人用作自我批評的「話語」（discourse），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講述（narrate）和建構（construct）中國民族主義（Chinese nationalism）的文化元素。

多年來，阿Q的形象深入民心，但也同時變成一個揮之不去、使國人感到羞恥和焦慮的陰影。

在魯迅活躍的五四年代，很多有識之士都感到傳統中國有其不足之處，甚至認為傳統是妨礙中國迅速現代化的障礙。

社會中遂響起了批評和撻伐的聲音，而在1919年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之際，因西方列強包庇日本，默認日本對山東的控制權，加上人民對軍閥割據的局面產生極度的厭惡，一場歷史聞名的「五四運動」就此爆發。

在五四前後，《新青年》雜誌的主編陳獨秀，學者胡適等，對中國傳統的批評尤其徹底。魯迅本人也以諷刺的方式，創造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狂人」等被傳統「吃人社會」所扭曲了的小人物，而且借他們屈辱的故事警醒中國人民。

在我寫的書評裡，在評價Foster的寫作以外，也提到了一個核心的問題﹕究竟什麼時候，我們中國人才不需要背負做阿Q的惡名？

似乎，對很多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在讚嘆祖國各方面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意識到整體人民的素質仍待改善，才能夠合乎所謂「文明」和「現代」的要求。中國仍然有太多的阿Q，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這個狀態。

只是，我們倒要問一句話，什麼才叫「文明」，才叫「現代」？如果樣樣以「先進」的西方和日本作為標準，那就有點問題了。

阿Q的消失，應該不止是源於模仿西方或東洋的現代化歷程（雖然學習是一個必經之路），而是一個發自中國國民自身的自省和自覺。

希望阿Q精神不會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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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ET BOOK REVIEW

Published by H-Nationalism@h-net.msu.edu (October 2007)

Paul B. Foster. _Ah Q Archaeology: Lu Xun, Ah Q, Ah Q Progeny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Discour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_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6. xii + 401 pp. Glossary, bibliography, index, figures. $99.00 (cloth), ISBN 0-7391-1168-x.

Reviewed for H-Nationalism by Yu Ch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York University, Canada

Time to Bury the Q-Word?

Text of the review to be found here:

http://h-net.msu.edu/cgi-bin/logbrowse.pl?trx=vx&list=H-Nationalism&month=0711&week=b&msg=NnjNLMjX9wBJsSjErwPmLw&user=&pw=

在威尼斯學習中日關係？日本漢文研究暑期班

兩年前的意大利之旅，令人畢生難忘。

第一站就是水都威尼斯。那時候是聖誕節，下著冷冷的細雨，天氣出奇的潮濕而寒冷。

當時就想，如果是夏天的話就好了。


那麼，這個文藝復興的重鎮，絲綢之路的終點（起點）之一的威尼斯，究竟跟中日關係有何瓜葛？

原來，在明年（2008年）的暑假，7月21日到8月1日之間（北京奧運之前），位於威尼斯的佛斯卡里大學（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將會是一個學習中日文化交流的地方。

那裡將舉辦日本漢文研究的講座。到時候，三位精通漢文（Kanbun）的日本專家會講述西方大學研究生學習漢文的方法，同時也教授漢文訓讀（古時日本人發明了一種用日語文法閱讀文言文的方法，日本人稱此閱讀漢文方法為訓讀，kundoku），以及漢文對日本文學發展的影響。

這個課程是由日本慶應大學（Keio University），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和意大利佛斯卡里大學贊助。每年輪流在自己的學校舉辦。明年是第三屆了，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應該是第一次在佛斯卡里舉辦吧。

學費全免，每人須自己付旅費和酒店費用。而且只接受20名學員（主要對象是教授，研究生和圖書館員）。當然，要讀這個課程，先得懂日語（和英語？）。

其實，漢學在日本文化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很多人研究當代中日關係，沒能把一些問題放在更大的文化框架中分析，因此得出的結論往往過於武斷和偏激。

雖然在比較中日兩國文化時，萬萬不能用「同文同種」這種籠統的框框去審視，但我們也絕對不可忽略兩個文化匯聚交流的地帶。

日本人學習漢文的經驗，是研究中日關係學者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只是，一些人往往用「現代化理論」的觀點去研究中日關係，認為現代以前的事物跟現代化以後的中日關係毫無關聯。

其實，用這種狹隘視野去理解中日關係，是一種忽略中日關係深層結構的做法。


下面是課程的詳細內容和章程﹕


Invitation to Third Sino-Japanese Studies Summer Course 2008 in Ve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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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Wiebke Denecke

Invitation to the Third Kangaku Summer Course
Sino-Japanese Education: Past, Present, Future
at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 (Italy)
(Columbia-Keio-Venice Consortium)

Graduate students, faculty, and library professionals a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a twelve-day Summer Course on Sino-Japanese Studies to be held at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 (Italy) from July 21st to August 1st 2008. The course will focus on the history and materials of traditional kanbun education and their impact on Japanese culture.

To connect traditional practice to modern kanbun education, there will be two mini-workshops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course: the first mini-workshop is devoted to discuss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kanbun education at Western universities. At a second mini-workshop participants will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traditional kanbun curriculum on Japa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exts of their own interest and expertise.

The Summer Course will be co-taught by Professors Sato Michio (Keio University), Horikawa Takashi (Tsurumi University), and Sumiyoshi Tomohiko (Shido bunko Institute, Keio University). Lectures will be accompanied by afternoon classes that include reading of primers such as the Mengqiu or the Wakan roeishu and practical training in kanbun kundoku.

This course is part of a consortium between Columbia University/Barnard, Keio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Venice/Italy, which take turns in hosting annual Kangaku Summer Courses.

Although there is no tuition for the course, participants will have to pay for their travel and for their housing. Depending on demand, a group rate at a nearby hotel can be arranged for our participants.

Please send application materials in English or Japanese (For students: CV, transcript, brief statement of purpose explaining previous work and current interest in the field. For all others: CV, brief statement of purpose) to the address below by March 15 2008. Space restrictions force us to limit the course to 20 participants.

Professor Aldo TOLLINI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Palazzo Vendramin
Dorsoduro 3462
30123 Venezia
ITALY

Mail: tollini@unive.it

政權，政黨，人民﹕小澤一郎的抉擇

看日本政治人物的角力和起跌，有時如看相撲比賽。

前首相安倍晉三希望最大反對黨民主黨能同意延長在印度洋的支援盟軍活動，但被控制參議院的民主黨總裁（即黨魁）小澤一郎一口決絕。雖然安倍真正請辭的原因還是撲朔迷離，但其中一個原因應該跟小澤強硬的態度有關。

自民黨選新總裁代替安倍時，輪到福田康夫扳倒競選對手麻生太郎。

三天前，福田與小澤開會討論組織聯合政府的可行性後，今天竟然爆出小澤向民主黨提出請辭的消息。一向作風強悍的小澤，這次竟然因為「用力過猛」和「求勝心切」，被出了名是小鴿子的福田一個四兩撥千斤，身子飛出了土俵（競技範圍）以外。

小澤請辭的原因，現在的解釋是﹕自民黨向他提出組織聯合政府的提案後，他沒有立刻拒絕，反而回到黨部徵詢民主黨各大老的意見。因為民主黨本身有共識，不能向自民黨「妥協」，所以小澤的處理手法，如他所說，「把事情弄得混亂不清」。

據稱，小澤可能也是甚希望（即使聯合政府的提議不是他先提出的）跟福田「合作」。其實，小澤的「擅作主張」，也看出了福田的狡猾老練。為急於讓海上自衛隊快點回倒印度洋執勤，連權力也可以分配給小澤。

從小澤本人的角度看，這是他本人大展鴻圖的大好機會。

但是，民主黨有它的黨綱，而其黨員更必須向他們的選民負責，不能左搖右擺，毫無原則。

這裡，我們看出日本民主政治的一個表現。即使是黨魁，都不能不顧及黨的基本原則，以及選民對所選議員的期待，而自行作出一些政治上的交易。

日本戰後憲法賦予最終的國家權力給日本的國民（合法的選民）。參議院與眾議院的議員是由選民選出來的。他們有責任向選民負責。

自民黨執政多年，黨內的派系其實包含左、中、右的不同政治取向，基本上，選民一直以來認為這個集多黨於一身的自民黨，能夠自我協調，反映出不同選民基層的需求。

但是，這也使得自民黨多年來一黨獨專（除了1990年代曾經短期失去這個地位），沒有一個反對黨能夠出來與之對衡。

現在，民主黨的籌碼是參議院的控制權，以及反恐法的議題，必要時可以用這個議題打擊自民黨的根基。可是，其實這個議題還不能夠挑起日本人民反自民黨的情緒。

而小澤的「當機立斷」，看來究竟是私心比較重。或者，他還沒有完全脫離自民黨的思維模式（他曾經是自民黨員），對黨派大老私下協調說了算的習慣，跟「兩黨政治」（bipartisan politics）的分別還是沒有弄清楚。

其實，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了一個階段，而已經有足夠的民主經驗，一個以一黨「專政」（雖然不是我們想的獨裁政治）作為核心的政治體制，其實已經不能反映社會的現實。

民主黨議員反對「聯合政府」的建議，其背後有一個很使人期待的政治發展。


Ozawa Ichiro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as head of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Photo courtesy of Mainichi Shimbun

投下廣島原子彈的蒂貝茨

對蒂貝茨（Paul Warfield Tibbets， Jr．）這個名字，很多人已經沒有印象了。但是，如果跟你說，他就是駕駛B-29轟炸機艾諾拉．蓋（Enola Gay），在1945年8月6日早上8時15分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機長，你或者會點點頭﹕「原來就是他。」

那麼多年來，從種種跡象顯示，對於那天所做的事情，他沒有一絲的懊悔。在1976他還示範重演當年的投彈過程，立即受到日本的抗議。在他的家鄉，他一直是個英雄人物。

現在，他以92歲高齡去世，他所代表的那個歷史時代似乎已成過去。但對二戰的記憶，似乎還有很多使人無法忘懷的事情。

1995年，在紀念二次大戰結束50周年之際，位于美國華盛頓DC的史密森尼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Smithsonian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展示了艾諾拉．蓋，那架以蒂貝茨母親的名字Enola Gay命名的飛機。

原本的計劃是把日本原爆受害人以及廣島、長崎被原子彈轟炸後頹桓敗瓦、哀鴻遍野的照片跟飛機的實物一同展示，卻受到美國保守勢力的壓力，有關日本方面的照片被撤走，原本比較強的人文訊息（也明顯是反戰訊息）也沒有了。觀眾只能看飛機實物，以及12位飛機成員的照片。

為什麼這樣呢？一個號稱自由的美國，卻也來個文化審查。問題是，美國人絕對不願意他們的子孫把投擲原子彈視為一個「道德上的錯誤」。相反，他們一貫的說法是，美國使用原子彈是無可奈何的。

很明顯，現在還有很多人認為，原子彈只是為了快點結束二次世界大戰而投下的。

即使這真的加快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速度（8月15日日本投降），那些死去的日本平民百姓，不能因為他們的政府犯了錯誤，而被視為死有餘辜的共犯。他們畢竟是無辜的。

但是，他們的生命卻像被命運安排，最後操縱在12名飛行員（尤其是蒂貝茨）手上。（當然，真正背後的黑手，是那時美國政府領導人。）

我記得看過亨利．方達（Henry Fonda）的電影Twelve Angry Men（十二個憤怒的人）。這齣是描述十二名陪審員，在原本十一對一的投票中，認為被告犯了殺人罪，最後，卻因為其中一名陪審員小心求證，認為有很多可疑的地方，根本不能入罪，而使其他十一人一個一個地改變初衷。

我想到在艾諾拉．蓋裡面的十二個人。

當然，他們不需要完全負責。但歷史要負責。

投下原子彈，大開殺戒，雖然在戰爭中發生，畢竟死的是平民百姓。

我曾經寫過，日本人也要明白到中國人，韓國人，以及其他受日本帝國奴役殺戮的人民，其實他們的傷口，還沒有完全瘉合。即使不是發生在新一代人身上的事情，即使當年的經歷已經埋藏在史冊裡，沒有太多人過問；但是，歷史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記憶，而很多這些記憶都容易勾起我們的情緒。


蒂貝茨的生命雖然結束了，但留下的，是更多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撫心自問，承認過錯，真的有那麼難嗎？不承認過錯，對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究竟有什麼長遠而深邃的負面影響？

我想，歷史已經清晰地告訴我們﹕歷史並不是以弱肉強食作為唯一的真理。

把真理歪曲了的政權，要走回一條坦蕩蕩而自信滿滿的路，是非常困難的。

不打仗的軍人？從日本海上自衛隊撤出印度洋談起

軍人不打仗，仍然是軍人嗎？

這不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而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被盟軍「解除武裝」（demilitarized）後所要深思的一個狀態。

作為一個軍事上的狀態，它充滿曖昧。而這種曖昧，已經不能夠單單解釋為日本右翼份子想在一個民主國家復闢軍國主義而遇到的窘境。我們要了解美國容許（而且是鼓勵）日本擁有軍隊的現實，其主要的歷史背景是戰後美蘇的冷戰，但當時的日本民間，厭戰是一股強烈的主流。結果，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中的第九條一直沒有被修改。（見文末的文件）反而美國處於戰略性的考慮，和日本簽訂「美日安保條約」，使美國在軍事上一直扮演著日本守護者的角色，而且要求日本保持一定的「軍事實力」，以扮演好協助美軍的角色。

到現在，日本社會普遍希望維持和平的現狀。國內不少人對核武器擴散，以及美國軍事霸權存有戒心。但同時，懷疑甚至批評日本政府這個被美國「保護」的角色變成了右翼政客經常掛在嘴邊的議題。從某個角度看，戰後的日本似乎進行著一個永遠沒有分出勝負的左右意識形態之爭。

但事實上，真正的問題是，日本的自衛隊是為了滿足美國在亞洲（以至中東）的軍事影響力（霸權）而存在的。它的存在形式不完全是取決於一個需要與美國保持良好經濟關係的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決定參與美國領導的國際維持和平任務，更不代表自民黨有傾向支持右翼極端民族主義的意圖。

這次日本在野民主黨利用這個議題嘗試阻止自民黨延長反恐法，讓日本海上自衛隊被派往印度洋的兩艘軍艦（霧雨Sawagiri號護衛艦和常磐Tokiwa號補給艦）不能繼續執勤，其實正好代表了民主黨為了找尋自我定位故意變得「左傾」的現象。

民主黨的總裁小澤一郎，無論如何不能算是很「左」的人。甚至，我們或者可以說他是頗為右傾的（尤其在他還沒有退出自民黨之前）。相對來說，現任首相福田康夫出了名比較「左」。那麼，為什麼福田要繼續反恐，而小澤卻反過來限制自衛隊的維和任務？

其實，這正好說明了真正的戰爭，並不是一場日本國內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一場在野黨嘗試動搖自民黨執政的正當性的政治角力。然而，民間清楚認識到自衛隊的維和活動，離開軍國主義復闢還有很遙遠的路。所以，小澤能夠做到的只是嘗試質疑自民黨的公信性。但在意識形態有時候偏左偏右都難以辨別的日本政治環境中，日軍只要沒有使用武器打仗，即使派往海外「活動」，還不能夠產生一種「危機感」。

在這些軍人背後的，再不是日本帝國主義或天皇制的榮光，反而是一種希望把任務好好地完成的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反而，在日本和日本以外的某些政治人物和政治觀察者，卻很願意把自衛隊的存在看成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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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後推行的憲法（1947年），被稱為和平憲法。其第九條的原文寫道（英譯）﹕

第九条　日本国民は、正義と秩序を基調とする国際平和を誠実に希求し、国権の発動たる戦争と、武力による威嚇又は武力の行使は、国際紛争を解決する手段としては、永久にこれを放棄する。
（ARTICLE 9. Aspiring sincerely to an international peace based on justice and order, the Japanese people forever renounce war as a sovereign right of the nation and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s means of settl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s.）

二　前項の目的を達するため、陸海空軍その他の戦力は、これを保持しない。国の交戦権は、これを認めない。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aim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land, sea, and air forces, as well as other war potential, will never be maintained. The right of belligerency of the state will not be recognized.）

Photo courtesy of JMSDF: Replenishment ship JDS Tokiwa and destroyer JDS Sawagi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