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蒂貝茨（Paul Warfield Tibbets， Jr．）這個名字，很多人已經沒有印象了。但是，如果跟你說，他就是駕駛B-29轟炸機艾諾拉．蓋（Enola Gay），在1945年8月6日早上8時15分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機長，你或者會點點頭﹕「原來就是他。」
那麼多年來，從種種跡象顯示，對於那天所做的事情，他沒有一絲的懊悔。在1976他還示範重演當年的投彈過程，立即受到日本的抗議。在他的家鄉，他一直是個英雄人物。
現在，他以92歲高齡去世，他所代表的那個歷史時代似乎已成過去。但對二戰的記憶，似乎還有很多使人無法忘懷的事情。
1995年，在紀念二次大戰結束50周年之際，位于美國華盛頓DC的史密森尼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Smithsonian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展示了艾諾拉．蓋，那架以蒂貝茨母親的名字Enola Gay命名的飛機。
原本的計劃是把日本原爆受害人以及廣島、長崎被原子彈轟炸後頹桓敗瓦、哀鴻遍野的照片跟飛機的實物一同展示，卻受到美國保守勢力的壓力，有關日本方面的照片被撤走，原本比較強的人文訊息（也明顯是反戰訊息）也沒有了。觀眾只能看飛機實物，以及12位飛機成員的照片。
為什麼這樣呢？一個號稱自由的美國，卻也來個文化審查。問題是，美國人絕對不願意他們的子孫把投擲原子彈視為一個「道德上的錯誤」。相反，他們一貫的說法是，美國使用原子彈是無可奈何的。
很明顯，現在還有很多人認為，原子彈只是為了快點結束二次世界大戰而投下的。
即使這真的加快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速度（8月15日日本投降），那些死去的日本平民百姓，不能因為他們的政府犯了錯誤，而被視為死有餘辜的共犯。他們畢竟是無辜的。
但是，他們的生命卻像被命運安排，最後操縱在12名飛行員（尤其是蒂貝茨）手上。（當然，真正背後的黑手，是那時美國政府領導人。）
我記得看過亨利．方達（Henry Fonda）的電影Twelve Angry Men（十二個憤怒的人）。這齣是描述十二名陪審員，在原本十一對一的投票中，認為被告犯了殺人罪，最後，卻因為其中一名陪審員小心求證，認為有很多可疑的地方，根本不能入罪，而使其他十一人一個一個地改變初衷。
我想到在艾諾拉．蓋裡面的十二個人。
當然，他們不需要完全負責。但歷史要負責。
投下原子彈，大開殺戒，雖然在戰爭中發生，畢竟死的是平民百姓。
我曾經寫過，日本人也要明白到中國人，韓國人，以及其他受日本帝國奴役殺戮的人民，其實他們的傷口，還沒有完全瘉合。即使不是發生在新一代人身上的事情，即使當年的經歷已經埋藏在史冊裡，沒有太多人過問；但是，歷史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記憶，而很多這些記憶都容易勾起我們的情緒。
蒂貝茨的生命雖然結束了，但留下的，是更多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撫心自問，承認過錯，真的有那麼難嗎？不承認過錯，對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究竟有什麼長遠而深邃的負面影響？
我想，歷史已經清晰地告訴我們﹕歷史並不是以弱肉強食作為唯一的真理。
把真理歪曲了的政權，要走回一條坦蕩蕩而自信滿滿的路，是非常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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