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相福田康夫訪華

自福田首相上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明顯採取妥協態度。

綠色和平和澳洲政府抗議日本漁民捕鯨，擾攘了一陣子，最近終於獲得日本政府不允許漁民捕殺的承諾。

現在，福田訪華，也公開聲明日本政府不會像「已往」般，在歷史的問題上跟中國大搞對抗。至少，可以預期在2008年奧運以前，日本和中國的官方態度都希望盡量改善兩國的外交關係。

日本人自稱大和民族，但在帝國擴張的年代，這只是一個反諷。戰後日本沒有直接參與任何戰爭。現在，在國泰民安、民豐物阜的基礎上，日本社會大眾的確傾向於追求「和諧共處」和「以和為貴」的生活。

而中國在經歷了百多年的歷史傷痛後，現在也是休養生息的時代。

這次日相訪華，應該很容易找到一個共同的話題﹕穩定繁榮。

不曾遺忘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

今天（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70周年紀念日。想寫很多東西，但是剛好家裡發生了事情，沒有心情坐下來慢慢寫，只好簡述其中一個重點﹕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殺？

想指出一點﹕不少國人有種錯覺，認為很多日本人都不想提起大屠殺的歷史事實，甚至患有失憶症故意遺忘歷史。

如果國人都用「想當然爾」的態度猜度「所有」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和觀感，我們很容易墮入「以偏蓋全」的思惟。

記住，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想忘記從1937年12月至1938年初在南京發生的滅絕人性事件。今年，在多倫多和香港，我親耳聽到日本老兵、學者、律師、學生等談到他們對這段歷史的關注和反思。而老兵所表達的，除了回憶亦有希望獲得贖罪機會的告白。

我亦知道，今年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早已到達世界各國向世人表示他們沒有忘記南京的慘劇。

其實，自1970年代，像記者本多勝一（Honda Katsuichi，見圖）般的日本人開始很認真地研究南京大屠殺，而且還引起日本國內有關大屠殺真假的多次辯論。

後來雖然有右翼政客故意歪曲歷史事實，但事實就是事實。一個日本退休軍人組織在1980年代做了問卷調查，不少曾經參與南京戰役的日本老兵都表示曾參與、知道、或確信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從此，在日本國內要隱瞞這個事實根本不可能。

日本年輕的一代也開始對這段歷史有較深刻的了解。一些右翼編寫的歷史教科書的存在，並不代表日本書局和圖書館內沒有提供正確南京大屠殺資料的好書。當然，日本社會也存在很多誤導成分甚高的壞書，尤其某些漫畫書簡直美化日軍在二戰的行為。這些都是我們要注意的。

但是，我們決不能抹煞那些正確了解大屠殺的日本人的努力。

他們也需要我們的支持。

希望兩國人民能平心靜氣地了解歷史，以史為鑑，共創美好的明天。

為什麼把日本和澳洲看成是西方國家？

我在下面要討論的問題，或許會開罪一些人，但我絕對沒有貶低任何專家的意思。而我自己也是在西方成長的，又喜歡研究日本的事物，如果要貶低，也只是自貶。我只是想問﹕我們所謂的英國通，美國通，法國通，．．．和日本通，究竟是一種何等的存在？

為什麼在很多國人的眼中，他們的知識是大家所希望擁有的？

說到尾，他們不就是認識一種外語和了解一個特定外國文化的專家罷了。但所謂的美國通和日本通，其實有他們的特殊地位——他們的真正價值，不只建立在他們掌握外語的能力或對外國文化認識的深淺上，而同時是建立在他們對這些「現代」國家的進步和成功有親身的體會。

如果那不應被視作崇洋（西洋或東洋）的思想，那起碼我們必須理解，美、日這些經濟強國對中國來說是揮之不去的存在。超過一個世紀，它們無間斷地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影響著中國人，使我們對自我的文化定位也無法不作出調整。

試想，一個自稱是中東通或非洲通的中國人（或香港人），除了當地發生了政治或軍事的巨變，他能長期引起大眾傳媒（甚至是學術界）的注意嗎？甚至是韓國通，在「韓流」如過眼雲煙般飄散以後，也甚難覓得知音。

說到最後，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和文化影響，對中國人來說，代表了一種既渴望擁有，亦希望征服和突破的進步狀態。

作為一個東方國家的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現代的「西方」國家。這種現代化的進程，曾經是中國人借鏡的榜樣。

日本遂變成一個存在於「東方」的「西方」國家。當時的思想家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就曾提倡「脫亞論」，希望日本能夠離開亞洲這個落後的文化地域。即使在不很久以前，曾經也有人把包括日本在內的G7工業國說成是「西方」工業強國。日本的「西方」地位，至今似乎沒有完全改變。

而澳洲呢？雖然它有時候自成一個「洲」（continent），但它在地理上跟歐洲和美洲也是有一段距離的吧。只是，作為歐洲後裔白種人主導的地方，它也就名正言順地變成了一個「西方」國家了。

但現實上，亞洲國家對它的影響絕對不能忽視。

這裡，我們漸漸理解到一點，也就是Martin Lewis和Karen Wigen合著的The Myth of the Continents﹕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洲的神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一書的論點﹕西方（或東方），不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個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概念。

簡言之，日本和澳洲之所以是「西方」國家，是它們作為已發展的進步國家的「身份」的自我確認，是一種認為東方國家即代表落後的寓言和暗示。而這個寓言，甚至比起冷戰更「歷史悠久」。似乎，也給冷戰一個很好的「歷史基礎」。

現在，澳洲人選了一個「中國通」的陸克文（Kevin Rudd）做新的總理，日本的右派媒體問的第一個問題是，究竟日本會否因為陸克文的「中國背景」而影響（削弱）日本和澳洲的關係。

問這個問題的假設是，中國跟日本的關係還是冷戰時代的關係，甚至是明治維新之後的傳統「封建主義」國家跟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所以作為圍堵中國的美、澳、日戰略伙伴關係受到了威脅。

這是很可笑的憂慮。陸克文雖然精通漢語，以外交官的身份在北京待過一段時間，而且對中國文化頗為熱愛，而且明言會從中東把澳洲軍隊撤回。但是，要改變澳洲國際關係的大方向，不是換一個總理就能成事的。而這個大方向，即使是John Howard執政時代也正在進行中。那就是，澳洲跟中國以直接的方式，作緊密經濟外交的交往。

澳洲似乎已經認識到，自己是否一個「西方」先進國家已經不是一個務實的外交和國際貿易策略。相反，一些日本的好事之徒，還是以自己是先進「西方」國家的前提來理解日澳和日中的關係。

當然，那也只是一小撮日本人的想法。現在，以福田康夫首相為首的日本領導層，早已意識到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國際關係，是一個以互利互助為基礎的雙贏局面。

In the Photo: Newly elected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Kevin Rudd.

Photo courtesy of http://www.drive.com.au/Editorial/ArticleDetail.aspx?ArticleID=37067

八十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的兩個日本通﹕蔡瀾和沈西城

最近，蔡瀾跟沈西城已經很少以日本專家的身份在媒體露面。

但大家不要忘記，蔡瀾曾經寫過很多有關日本文化的雜文（尤其是旅遊和飲食方面的文字），天地圖書替他結集出版的為數也不少。現在他的身份應該是美食家，而且他經營飲食生意多年，現在的精力都放在這方面。

蔡瀾，1941出生於新加坡，潮州人，16歲留學日本，後來就讀於日本大學，專攻電影編劇。

他父親原來在邵氏片場工作，他在留學期間已經兼職替邵氏做翻譯等工作。後來先後正式加入邵氏和嘉禾，任職製作經理和製作副總裁。1980年代開始寫作，活躍於香港文化界，以生動的文字推介日本流行文化。

我現在還想不出，在香港還有其他像他那麼多產的日本通。


沈西城，葉關琦的筆名。1948年生於上海，四歲來港定居，24歲到日本遊學。擅長寫散文，小說等不同的文體。他跟倪匡相熟，自1995起倪匡移民美國後，在倪氏授權下繼續用衛斯理和羅開的名字創作小說。2001年，沈氏又成為《武俠世界》的總編輯。所以自90年代起，他根本也很少以日本專家出現在媒體。

後來發生了一宗，沈氏創作的衛斯理小說剽竊日本小說情節的事件。不知這事情以後如何發展？

有關資料可以到下面網站瀏覽﹕

http://www.tanaka-fans.com/others/copy-case.htm

總之，他們兩個現在都應該是很成功的商人。

Photo of 蔡瀾 courtesy of Xinhuanet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hq.xinhuanet.com/travel/2007-01/29/content_9170193.htm

活躍於香港媒體的日本通﹕吳偉明，張宏艷，張彧暋，健吾，湯禎兆

回到香港三個月，對這裡日本研究的情況開始漸漸有點認識。可以說，在學術界對日本文化進行研究，或者有所涉獵的人，其實不少。但在媒體中比較活躍的，其實不會太多。

在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有日本研究學系。但在媒體（包括比較容易找到的出版物）中能夠接觸到的名字，基本上只有幾個。

其中在港大的陳湛頤教授曾出版過一些港日關係的書籍，如《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日本人訪港見聞錄，1898-1941》（兩卷，三聯書店，2005）。

浸會大學的歷史系主任周佳榮教授是日本史和香港史專家，同時也編寫很多中國歷史的教科書。最近編著出版有關香港史的書籍有《閱讀香港﹕新時代的文化穿梭》（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7）。我在書局也看過他早期寫的日本現代思想史著作《近代日本文化與思想》（台灣商務印，1994）。

而最活躍於媒體的日本研究系教授，應該首推中文大學的吳偉明博士。他的「知日部屋」部落格，提倡「哈日反日不如知日」，非常受歡迎。後來部落格的文章也被結集成書﹕《知日部屋——吳偉明日本文化隨筆》（香港中華書局，2007）。

另外，有線新聞的張宏艷女士，最近翻譯出版了日本老兵回憶錄《回頭已是百年身——日本老兵金子安次侵華回憶》（精英文化動力，2007），又將在香港大學和國內舉辦多場日本老兵見證會。

還有兩位年輕的日本通活躍於媒體﹕他們是張彧暋和健吾（見圖，左邊是健吾）。2007年4月，他們在《明報》發表了對談後的感想文章﹕「中日關係﹕研究日本研究的一次乏力對話」。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以下兩個連結閱讀他們的文章﹕

http://ol.mingpao.com/cfm/Archive1.cfm?File=20070415/sta13/vzc1h.txt

http://ol.mingpao.com/cfm/style5.cfm?File=20070415/sta13/vzc2.txt

張彧暋是中文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在媒體經常發表有關日本的文章。

而健吾是個神秘人物，不過應該年紀很輕，有時候會做商業電台評論節目「光明頂」的嘉賓主持，也寫很多日本流行文化的文章。

最後，還有湯禎兆。自1990年代起，已經出版多本有關日本的書籍﹕《日劇美味樂園》 (香港文林社，1998)，《日劇遊園地》 (香港文林社，1999)，《日劇最前線 》(台灣商周，2000)，《亂步東洋——日本文化雜踏記》 (香港指南針集團，2001)，《講演日本映畫》 (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2003)，《整形日本》 (天窗，2006)和《命名日本》 (天窗，2007)。

恐怖份子哪裡來？

昨天晚上睡覺前被一隻不知從哪裡飛來的蚊子滋擾。

雖然已經被牠釘了幾次，手臂有好幾處紅紅癢癢的，但因為實在很睏，沒閑情跟牠周旋，所以只搽藥了事。把自己藏在被窩裡，希望能安穩睡到天亮。

早上，居然被我發現牠的蹤跡，遂把牠打死，一「灘」殷紅的血好不嚇人——因為那曾經是自己的。

我想﹕要找恐怖份子，有時候可能比找蚊子還難。

日本現在要求入境的旅客都打手指模照相，說這樣做是為了配合美國進行反恐。一些人感到人權受到踐踏。其實大部分安分守己的旅客只會感到多了點麻煩。

住在香港的人都知道，深圳過關時香港的「e道」是採用手指模辨識機器的。而中國邊防也鼓勵大家把手指模記錄在案，以便更容易出關入關。

大部份人似乎不是很抗拒被打手指模。(我記得從前的香港身份證是印有持證者的手指模的。)

當然，大家關心的可能不是人權的問題。那畢竟比較抽象。


我其實很想知道，恐怖份子究竟平常有沒有正職？恐怖活動是業餘活動還是職業化？（可能兩樣都有）

無論如何，搞破壞的人心中一定對現實很不滿。

不是說全球一體化大家的生活都更密切、更進步嗎？

但現實應該沒有跨國企業商人想得那麼理想。

我們常聽到的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或者，恐怖份子給我們的啟示，不只是文化的多元化和頻繁的接觸交流。使我們更警覺的，是因經濟差距和宗教信仰歧異所帶來的文化衝突。

不是說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已經（或將會）變成準確的預言。只是，恐怖份子我想也是人罷了。處處防範他們的襲擊，倒不如多了解產生他們的文化、宗教和經濟原因。

我知道蚊子也是要生存的。被牠釘一口，難道怪牠貪嘴？

只是，作為自私和排他的人類的一員，我天性中就有屠殺牠的傾向。而且，殺戮過後的我，竟然連半絲悔意也沒有。

我，原來才是恐怖份子！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Photo courtesy of http://www.shanghaidaily.com/

微笑外交的時代﹕東盟10+3

東盟十國，即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再加上東亞的中、日、韓三國。這個10+3的合作機制，在十年前開始運作。

這幾天在新加坡舉行的東盟10+3會議，中、日、韓的領導人趁機會進行會晤和交流。從前所謂「政冷經熱」的現象，如今已經被一種「微笑外交」所取代。

在鎂光燈下，三國的領導人都正在微笑（見圖）。

我相信這不會只是政治人物在做秀那麼流於表面的形式。實際上，三國在經濟、戰略和文化上，都了解到互相合作、成為伙伴的重要性。

在經濟合作方面，如果我們集中討論中日關係，東海油氣田的共同開發問題，是一個考驗雙方合作誠意的契機。如果能夠解決分歧，而福田政權不會一下子倒台的話，中日關係可望在未來幾年內保持平穩發展。

中國所關心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究竟日本對台灣問題的態度，是否本著「一個中國」的原則。

福田的回應很爽快，就是說，一切不變。

其實，現在東亞領導人的政治哲學（如果有的話），就是務實和不急進。

微笑，就是一個具體表現這種政治哲學的舞台表演（stage performance）。

最近東亞國際關係這台戲，挑大梁的主角，都不再是明顯「肌肉」發達的英雄豪杰，或者深謀遠慮的策略家，反而是一個個笑口常開、只知道做小買賣的推銷員。

In the Photo (left to right):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South Korean President Roh Moo-hyun 韓國總統盧武鉉,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Fukuda Yasuo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

(Photo courtesy of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日本的鯨魚，韓國的狗，中國的果子狸

據最近的新聞報道，日本捕鯨船隊正向著南極進發，以科學研究之名，準備捕獵1000頭鯨魚。綠色和平組織在得知消息後，誓言要攔截云云。

日本人捕鯨有很長的歷史。究竟有多長，我要翻查資料才能確定。不過，至少在江戶時代（1600-1867）已發展成一個很專業的行業。當時漁民捕鯨的景象，在舊書籍有詳細的圖文記載。長崎縣立圖書館把這些書逐頁數碼化放上網，要參考非常方便。因為圖書館禁止轉載這些珍貴的圖片，所以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直接到他們的網址欣賞﹕
http://record.museum.kyushu-u.ac.jp/kujira/yugyo/01/yugyo1.html

鯨魚，日語讀KUJIRA。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應該知道Godzilla怪獸的名字就是結合Gorilla（猩猩）和Kujira（鯨魚）而得來的。

兩種體形巨大的動物，據稱都具善良的性格。創造Godzilla的人替怪獸改這個名，我想也有這一層的寓意吧。

話說回來，究竟鯨魚有多美味，我至今還是沒有任何的概念。上面的圖片，是我在網上找到的。它介紹了鯨魚三種食法（嫩紅鯨肉刺身，鯨舌頭，鯨魚皮刺身或煮湯）。好玩的是，點這個套餐，竟然送鯨魚的鬍髭，可做護身符。
http://item.rakuten.co.jp/kuziran/gogatuset/

另外，同一網站又介紹了更「野味」的鯨魚睪丸刺身。顏色烏黑，看樣子已知道是極品佳餚。

這次綠色和平要阻止日本人捕鯨，讓我聯想到一些因為傳統東亞飲食文化所產生的新聞。

在韓國，吃狗肉據說非常流行。究竟有多流行，我也不是很清楚。記得在多年前，西方媒體拿這個「驚人的發現」去批評韓國人沒有文明和野蠻。那應該是韓國在1998年舉辦奧運，以及在2002年和日本共同舉辦世界杯的時候吧。

2003年，SARS在香港和國內肆虐，甚至蔓延到其他國家如加拿大。最後發現跟我國南方人嗜食果子狸脫不了關係。

有人一定會問（不一定西方人），不吃這些動物可以嗎？

雖然大部分東亞人都不會吃這些動物，但某些西方人對東亞人飲食習慣的批評，變成了一種反射作用，完全不從東亞文化，社會和歷史的角度去理解。

其實，除了某些美國人吃慣了把食物弄成幾何形狀的快餐食品外，其他懂得西方飲食傳統的西方人都會接觸很多比較特別的食材。

只是，東亞獨特的飲食文化一直被一些無知的人「醜化」和「惡魔化」，其實很無聊。

當然，如果問題不只是飲食這個個人行為，而涉及到公共衛生，生態平衡，疾病蔓延，信仰習慣，那麼，大家都需要花點時間去了解文化歧異的所在。

我覺得喜歡吃「野味」和「補品」的人，其實透過飲食達致一種心理上（甚至是治療性）的滿足感。

一頭鮑魚，一碗魚翅，一杯xx年的法國紅酒，一碟魚子醬，一隻大閘蟹，．．．真的好吃到了另外一個境界，而使食用者獲得極致的滿足感？

無非是心理作用，無非是虛榮。

或者，外國人惡意的批評不是沒有可以讓我們反省的地方。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批評即等同惡意中傷。

鯨魚，狗，果子狸，難道食了會長生不老不成？

對我來說，不吃也罷。

但是，如果有人堅持要保存這些傳統飲食文化的話，我們還是不能草率地贊成或反對。在一些行為的背後，是一種生活的習慣。這些習慣，不一定能用生硬的道德標準去衡量。最後，還是需要小心找出某些特殊飲食習慣中，究竟其文化和歷史意義在哪裡。

阿Q精神永垂不朽？

新寫的書評終於發表在H-Nationalism，即「民族主義學術交流網」(http://www.h-net.org/~national/)。（民族主義，也稱為國家主義，國族主義）。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下面的網頁閱讀全文（用英文寫的）。

一本四百頁厚厚的著作，是中國現代文學學者、魯迅專家Paul B．Foster的新作。Foster替自己的書起了一個很特別的書名﹕《阿Q考古學》。

書中，他研究「阿Q」這個魯迅創造的小說人物，如何變化成一種文化符號，象徵著中國人愚昧、懶散、落後、和醜陋的國民性。但同時，Foster也提醒我們，阿Q是一個中國人用作自我批評的「話語」（discourse），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講述（narrate）和建構（construct）中國民族主義（Chinese nationalism）的文化元素。

多年來，阿Q的形象深入民心，但也同時變成一個揮之不去、使國人感到羞恥和焦慮的陰影。

在魯迅活躍的五四年代，很多有識之士都感到傳統中國有其不足之處，甚至認為傳統是妨礙中國迅速現代化的障礙。

社會中遂響起了批評和撻伐的聲音，而在1919年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之際，因西方列強包庇日本，默認日本對山東的控制權，加上人民對軍閥割據的局面產生極度的厭惡，一場歷史聞名的「五四運動」就此爆發。

在五四前後，《新青年》雜誌的主編陳獨秀，學者胡適等，對中國傳統的批評尤其徹底。魯迅本人也以諷刺的方式，創造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狂人」等被傳統「吃人社會」所扭曲了的小人物，而且借他們屈辱的故事警醒中國人民。

在我寫的書評裡，在評價Foster的寫作以外，也提到了一個核心的問題﹕究竟什麼時候，我們中國人才不需要背負做阿Q的惡名？

似乎，對很多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在讚嘆祖國各方面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意識到整體人民的素質仍待改善，才能夠合乎所謂「文明」和「現代」的要求。中國仍然有太多的阿Q，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這個狀態。

只是，我們倒要問一句話，什麼才叫「文明」，才叫「現代」？如果樣樣以「先進」的西方和日本作為標準，那就有點問題了。

阿Q的消失，應該不止是源於模仿西方或東洋的現代化歷程（雖然學習是一個必經之路），而是一個發自中國國民自身的自省和自覺。

希望阿Q精神不會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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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ET BOOK REVIEW

Published by H-Nationalism@h-net.msu.edu (October 2007)

Paul B. Foster. _Ah Q Archaeology: Lu Xun, Ah Q, Ah Q Progeny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Discour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_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6. xii + 401 pp. Glossary, bibliography, index, figures. $99.00 (cloth), ISBN 0-7391-1168-x.

Reviewed for H-Nationalism by Yu Ch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York University, Canada

Time to Bury the Q-Word?

Text of the review to be found here:

http://h-net.msu.edu/cgi-bin/logbrowse.pl?trx=vx&list=H-Nationalism&month=0711&week=b&msg=NnjNLMjX9wBJsSjErwPmLw&user=&pw=

在威尼斯學習中日關係？日本漢文研究暑期班

兩年前的意大利之旅，令人畢生難忘。

第一站就是水都威尼斯。那時候是聖誕節，下著冷冷的細雨，天氣出奇的潮濕而寒冷。

當時就想，如果是夏天的話就好了。


那麼，這個文藝復興的重鎮，絲綢之路的終點（起點）之一的威尼斯，究竟跟中日關係有何瓜葛？

原來，在明年（2008年）的暑假，7月21日到8月1日之間（北京奧運之前），位於威尼斯的佛斯卡里大學（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將會是一個學習中日文化交流的地方。

那裡將舉辦日本漢文研究的講座。到時候，三位精通漢文（Kanbun）的日本專家會講述西方大學研究生學習漢文的方法，同時也教授漢文訓讀（古時日本人發明了一種用日語文法閱讀文言文的方法，日本人稱此閱讀漢文方法為訓讀，kundoku），以及漢文對日本文學發展的影響。

這個課程是由日本慶應大學（Keio University），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和意大利佛斯卡里大學贊助。每年輪流在自己的學校舉辦。明年是第三屆了，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應該是第一次在佛斯卡里舉辦吧。

學費全免，每人須自己付旅費和酒店費用。而且只接受20名學員（主要對象是教授，研究生和圖書館員）。當然，要讀這個課程，先得懂日語（和英語？）。

其實，漢學在日本文化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很多人研究當代中日關係，沒能把一些問題放在更大的文化框架中分析，因此得出的結論往往過於武斷和偏激。

雖然在比較中日兩國文化時，萬萬不能用「同文同種」這種籠統的框框去審視，但我們也絕對不可忽略兩個文化匯聚交流的地帶。

日本人學習漢文的經驗，是研究中日關係學者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只是，一些人往往用「現代化理論」的觀點去研究中日關係，認為現代以前的事物跟現代化以後的中日關係毫無關聯。

其實，用這種狹隘視野去理解中日關係，是一種忽略中日關係深層結構的做法。


下面是課程的詳細內容和章程﹕


Invitation to Third Sino-Japanese Studies Summer Course 2008 in Ve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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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Wiebke Denecke

Invitation to the Third Kangaku Summer Course
Sino-Japanese Education: Past, Present, Future
at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 (Italy)
(Columbia-Keio-Venice Consortium)

Graduate students, faculty, and library professionals a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a twelve-day Summer Course on Sino-Japanese Studies to be held at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 (Italy) from July 21st to August 1st 2008. The course will focus on the history and materials of traditional kanbun education and their impact on Japanese culture.

To connect traditional practice to modern kanbun education, there will be two mini-workshops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course: the first mini-workshop is devoted to discuss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kanbun education at Western universities. At a second mini-workshop participants will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traditional kanbun curriculum on Japa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exts of their own interest and expertise.

The Summer Course will be co-taught by Professors Sato Michio (Keio University), Horikawa Takashi (Tsurumi University), and Sumiyoshi Tomohiko (Shido bunko Institute, Keio University). Lectures will be accompanied by afternoon classes that include reading of primers such as the Mengqiu or the Wakan roeishu and practical training in kanbun kundoku.

This course is part of a consortium between Columbia University/Barnard, Keio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Venice/Italy, which take turns in hosting annual Kangaku Summer Courses.

Although there is no tuition for the course, participants will have to pay for their travel and for their housing. Depending on demand, a group rate at a nearby hotel can be arranged for our participants.

Please send application materials in English or Japanese (For students: CV, transcript, brief statement of purpose explaining previous work and current interest in the field. For all others: CV, brief statement of purpose) to the address below by March 15 2008. Space restrictions force us to limit the course to 20 participants.

Professor Aldo TOLLINI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Palazzo Vendramin
Dorsoduro 3462
30123 Venezia
ITALY

Mail: tollini@unive.it

政權，政黨，人民﹕小澤一郎的抉擇

看日本政治人物的角力和起跌，有時如看相撲比賽。

前首相安倍晉三希望最大反對黨民主黨能同意延長在印度洋的支援盟軍活動，但被控制參議院的民主黨總裁（即黨魁）小澤一郎一口決絕。雖然安倍真正請辭的原因還是撲朔迷離，但其中一個原因應該跟小澤強硬的態度有關。

自民黨選新總裁代替安倍時，輪到福田康夫扳倒競選對手麻生太郎。

三天前，福田與小澤開會討論組織聯合政府的可行性後，今天竟然爆出小澤向民主黨提出請辭的消息。一向作風強悍的小澤，這次竟然因為「用力過猛」和「求勝心切」，被出了名是小鴿子的福田一個四兩撥千斤，身子飛出了土俵（競技範圍）以外。

小澤請辭的原因，現在的解釋是﹕自民黨向他提出組織聯合政府的提案後，他沒有立刻拒絕，反而回到黨部徵詢民主黨各大老的意見。因為民主黨本身有共識，不能向自民黨「妥協」，所以小澤的處理手法，如他所說，「把事情弄得混亂不清」。

據稱，小澤可能也是甚希望（即使聯合政府的提議不是他先提出的）跟福田「合作」。其實，小澤的「擅作主張」，也看出了福田的狡猾老練。為急於讓海上自衛隊快點回倒印度洋執勤，連權力也可以分配給小澤。

從小澤本人的角度看，這是他本人大展鴻圖的大好機會。

但是，民主黨有它的黨綱，而其黨員更必須向他們的選民負責，不能左搖右擺，毫無原則。

這裡，我們看出日本民主政治的一個表現。即使是黨魁，都不能不顧及黨的基本原則，以及選民對所選議員的期待，而自行作出一些政治上的交易。

日本戰後憲法賦予最終的國家權力給日本的國民（合法的選民）。參議院與眾議院的議員是由選民選出來的。他們有責任向選民負責。

自民黨執政多年，黨內的派系其實包含左、中、右的不同政治取向，基本上，選民一直以來認為這個集多黨於一身的自民黨，能夠自我協調，反映出不同選民基層的需求。

但是，這也使得自民黨多年來一黨獨專（除了1990年代曾經短期失去這個地位），沒有一個反對黨能夠出來與之對衡。

現在，民主黨的籌碼是參議院的控制權，以及反恐法的議題，必要時可以用這個議題打擊自民黨的根基。可是，其實這個議題還不能夠挑起日本人民反自民黨的情緒。

而小澤的「當機立斷」，看來究竟是私心比較重。或者，他還沒有完全脫離自民黨的思維模式（他曾經是自民黨員），對黨派大老私下協調說了算的習慣，跟「兩黨政治」（bipartisan politics）的分別還是沒有弄清楚。

其實，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了一個階段，而已經有足夠的民主經驗，一個以一黨「專政」（雖然不是我們想的獨裁政治）作為核心的政治體制，其實已經不能反映社會的現實。

民主黨議員反對「聯合政府」的建議，其背後有一個很使人期待的政治發展。


Ozawa Ichiro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as head of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Photo courtesy of Mainichi Shimbun

投下廣島原子彈的蒂貝茨

對蒂貝茨（Paul Warfield Tibbets， Jr．）這個名字，很多人已經沒有印象了。但是，如果跟你說，他就是駕駛B-29轟炸機艾諾拉．蓋（Enola Gay），在1945年8月6日早上8時15分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機長，你或者會點點頭﹕「原來就是他。」

那麼多年來，從種種跡象顯示，對於那天所做的事情，他沒有一絲的懊悔。在1976他還示範重演當年的投彈過程，立即受到日本的抗議。在他的家鄉，他一直是個英雄人物。

現在，他以92歲高齡去世，他所代表的那個歷史時代似乎已成過去。但對二戰的記憶，似乎還有很多使人無法忘懷的事情。

1995年，在紀念二次大戰結束50周年之際，位于美國華盛頓DC的史密森尼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Smithsonian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展示了艾諾拉．蓋，那架以蒂貝茨母親的名字Enola Gay命名的飛機。

原本的計劃是把日本原爆受害人以及廣島、長崎被原子彈轟炸後頹桓敗瓦、哀鴻遍野的照片跟飛機的實物一同展示，卻受到美國保守勢力的壓力，有關日本方面的照片被撤走，原本比較強的人文訊息（也明顯是反戰訊息）也沒有了。觀眾只能看飛機實物，以及12位飛機成員的照片。

為什麼這樣呢？一個號稱自由的美國，卻也來個文化審查。問題是，美國人絕對不願意他們的子孫把投擲原子彈視為一個「道德上的錯誤」。相反，他們一貫的說法是，美國使用原子彈是無可奈何的。

很明顯，現在還有很多人認為，原子彈只是為了快點結束二次世界大戰而投下的。

即使這真的加快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速度（8月15日日本投降），那些死去的日本平民百姓，不能因為他們的政府犯了錯誤，而被視為死有餘辜的共犯。他們畢竟是無辜的。

但是，他們的生命卻像被命運安排，最後操縱在12名飛行員（尤其是蒂貝茨）手上。（當然，真正背後的黑手，是那時美國政府領導人。）

我記得看過亨利．方達（Henry Fonda）的電影Twelve Angry Men（十二個憤怒的人）。這齣是描述十二名陪審員，在原本十一對一的投票中，認為被告犯了殺人罪，最後，卻因為其中一名陪審員小心求證，認為有很多可疑的地方，根本不能入罪，而使其他十一人一個一個地改變初衷。

我想到在艾諾拉．蓋裡面的十二個人。

當然，他們不需要完全負責。但歷史要負責。

投下原子彈，大開殺戒，雖然在戰爭中發生，畢竟死的是平民百姓。

我曾經寫過，日本人也要明白到中國人，韓國人，以及其他受日本帝國奴役殺戮的人民，其實他們的傷口，還沒有完全瘉合。即使不是發生在新一代人身上的事情，即使當年的經歷已經埋藏在史冊裡，沒有太多人過問；但是，歷史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記憶，而很多這些記憶都容易勾起我們的情緒。


蒂貝茨的生命雖然結束了，但留下的，是更多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撫心自問，承認過錯，真的有那麼難嗎？不承認過錯，對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究竟有什麼長遠而深邃的負面影響？

我想，歷史已經清晰地告訴我們﹕歷史並不是以弱肉強食作為唯一的真理。

把真理歪曲了的政權，要走回一條坦蕩蕩而自信滿滿的路，是非常困難的。

不打仗的軍人？從日本海上自衛隊撤出印度洋談起

軍人不打仗，仍然是軍人嗎？

這不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而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被盟軍「解除武裝」（demilitarized）後所要深思的一個狀態。

作為一個軍事上的狀態，它充滿曖昧。而這種曖昧，已經不能夠單單解釋為日本右翼份子想在一個民主國家復闢軍國主義而遇到的窘境。我們要了解美國容許（而且是鼓勵）日本擁有軍隊的現實，其主要的歷史背景是戰後美蘇的冷戰，但當時的日本民間，厭戰是一股強烈的主流。結果，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中的第九條一直沒有被修改。（見文末的文件）反而美國處於戰略性的考慮，和日本簽訂「美日安保條約」，使美國在軍事上一直扮演著日本守護者的角色，而且要求日本保持一定的「軍事實力」，以扮演好協助美軍的角色。

到現在，日本社會普遍希望維持和平的現狀。國內不少人對核武器擴散，以及美國軍事霸權存有戒心。但同時，懷疑甚至批評日本政府這個被美國「保護」的角色變成了右翼政客經常掛在嘴邊的議題。從某個角度看，戰後的日本似乎進行著一個永遠沒有分出勝負的左右意識形態之爭。

但事實上，真正的問題是，日本的自衛隊是為了滿足美國在亞洲（以至中東）的軍事影響力（霸權）而存在的。它的存在形式不完全是取決於一個需要與美國保持良好經濟關係的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決定參與美國領導的國際維持和平任務，更不代表自民黨有傾向支持右翼極端民族主義的意圖。

這次日本在野民主黨利用這個議題嘗試阻止自民黨延長反恐法，讓日本海上自衛隊被派往印度洋的兩艘軍艦（霧雨Sawagiri號護衛艦和常磐Tokiwa號補給艦）不能繼續執勤，其實正好代表了民主黨為了找尋自我定位故意變得「左傾」的現象。

民主黨的總裁小澤一郎，無論如何不能算是很「左」的人。甚至，我們或者可以說他是頗為右傾的（尤其在他還沒有退出自民黨之前）。相對來說，現任首相福田康夫出了名比較「左」。那麼，為什麼福田要繼續反恐，而小澤卻反過來限制自衛隊的維和任務？

其實，這正好說明了真正的戰爭，並不是一場日本國內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一場在野黨嘗試動搖自民黨執政的正當性的政治角力。然而，民間清楚認識到自衛隊的維和活動，離開軍國主義復闢還有很遙遠的路。所以，小澤能夠做到的只是嘗試質疑自民黨的公信性。但在意識形態有時候偏左偏右都難以辨別的日本政治環境中，日軍只要沒有使用武器打仗，即使派往海外「活動」，還不能夠產生一種「危機感」。

在這些軍人背後的，再不是日本帝國主義或天皇制的榮光，反而是一種希望把任務好好地完成的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反而，在日本和日本以外的某些政治人物和政治觀察者，卻很願意把自衛隊的存在看成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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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後推行的憲法（1947年），被稱為和平憲法。其第九條的原文寫道（英譯）﹕

第九条　日本国民は、正義と秩序を基調とする国際平和を誠実に希求し、国権の発動たる戦争と、武力による威嚇又は武力の行使は、国際紛争を解決する手段としては、永久にこれを放棄する。
（ARTICLE 9. Aspiring sincerely to an international peace based on justice and order, the Japanese people forever renounce war as a sovereign right of the nation and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s means of settl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s.）

二　前項の目的を達するため、陸海空軍その他の戦力は、これを保持しない。国の交戦権は、これを認めない。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aim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land, sea, and air forces, as well as other war potential, will never be maintained. The right of belligerency of the state will not be recognized.）

Photo courtesy of JMSDF: Replenishment ship JDS Tokiwa and destroyer JDS Sawagiri

釣魚台問題，秦家懿教授和我的電視處女作

國內四名民間保釣人士今天下午坐船抵達釣魚台附近海域，嘗試登陸卻被日本邊防艦艇放水炮攔截。

保釣的歷史，自七十年代初已經開始。它團結了海外，香港和台灣的一些愛國人士，尤其在留學生的社區裡，它曾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最近，國內的民間組織中也有一批保釣人士。對釣魚台問題的研究，我想在香港中文大學做研究的鄭海麟博士應該是這方面的專家。往後有機會很想拜會他，請教他一些問題。

其實，釣魚台問題在這三十多年來有好幾次都因中日關係惡化而浮上水面。我第一次被邀請到電視台做訪問嘉賓也是因為釣魚台問題的原因。

那應該是在1998年的年初，多倫多中文電視台有一個時事節目，由蘇凌峰做主持。我那時候正旁聽秦家懿教授（Prof．Julia Ching，1934-2001）的一門研究院課程，她知道我是搞日本歷史的，所以問我可否一同到電視台做節目。我一口答應。

節目做完以後，蘇凌峰請我們吃消夜。坐地下鐵回家的途中，秦教授說我講得不錯。其實，我覺得自己說話比較急速，有時候又不能把思路表達得比較清晰，所以秦教授對我說的，大概只是一些鼓勵後進的說話。我心裡對她很是感激。

那年的夏天，我離開多倫多到日本京都留學一年，1999年回多倫多後，因為自己的專業是歷史而不是秦教授的宗教哲學，所以不是常常跟她接觸。而且她也是在1999年退休的。很不幸，2001年初，在一個寒冷的季節裡，多年跟癌症搏鬥的她因為肺炎併發症而離開了我們。

釣魚台的問題，容我以後寫一些我的理解。現在，我腦子裡盡是一些難忘的、跟老師（雖然我不是她正式指導的博士生）談話的片斷。還有那天晚上我們在電視台做節目的記憶。

嗯，一切，就是從釣魚台問題開始．．．

Map of Diaoyutai Islands courtesy of http://blog.roodo.com/dili/archives/759671.html

Photo of Prof. Julia Ching courtesy of
http://www.news.utoronto.ca/bin2/011029c.asp

阿鄧回應「國家的品牌」一文

認識新朋友阿鄧。他曾留學日本，精通日語，而且對日本文化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他仔細地讀了我的文章，又留下寶貴的回應，現在和大家分享﹕

ユーさん

多謝你的新文章，ユーさん的文章很感性呢！可能因為是在自己的blog發表吧，不必太過正式。

說到「美麗國家」計劃，確是浪費公帑！其實日本無論從自然地理的角度、抑或人文地理的角度，都已是一個很美麗國家的了，不必推行甚麼計劃來美化它。當初安倍要推行這個計劃，我也莫明其妙！心想，安倍少爺為了搞政治權術，忙得未走出過東京嗎？！要為權術而忙成這樣的話，他的本事也小得可憐吧！只要他脫下政治家的外衣，花點時間而不是花錢 (當然，交通費還是要一點錢的) ，他便會「發現」自己的國家已很美麗，民眾也很善良(內心的美麗)。如果安倍不是這樣無知，還是知道自己國家之美，但還是要推行這個計劃的話，無疑，他便是借政策之名，用公帑來給某些人做「人情」，來換自己的選票，這在日本政壇，其實也是司空見慣，ユーさん也不用咬牙切齒批評他亂花錢。其實日本政客對此已不會太大驚小怪，也不會一語道破，免得自己的也給人挖出來「篤爆」。所以他用掉幾千萬，已算萬幸，如果他不是這麼早下台，「流出去」的錢還不知會是多少倍！

再談「美麗國家」計劃，其中最令我深刻是點子是他也懂得選洞爺湖來作為明年G8的舉行地點，可見他對自己國家之美，也不是無知的，不過如果老天爺要跟他作對，開峰會時有珠山突然爆發，那就……哈哈!!當然，說笑吧了，我也不想洞爺湖再給有珠山蹂躪。

至於我們的祖國嘛，最近「MADE IN CHINA」已很知名了！！哈。

當然，陳凱歌等人將中國文化商業包裝後賣給老外，其實也不見得是壞事，能夠吸引老外來了解真正的中國，從結果來看也是不錯的。至於中國，根本不需學人家建立甚麼國家品牌，結合自己的傳統與現代，順其自然發展下去便是，不要刻意為保留而保留傳統，也不要為扮現代而刻意抄人家的現代。

至於要讓中國變得美麗，提高國民的環保意識、公德心這些，當然是正確的路，但國情是：「衣食足，知榮辱」衣食不足，自然不知/不理榮辱。中國經歷文革十年酷劫，現在能夠由赤貧走向小康，已是萬幸，對於大部分仍未享受到經濟成果的同胞，要他們提高環保意識、培養公德心這些，還是先給他們豐衣足食吧。我常想，西北山區貧農的小孩子，何時才不用每日翻幾個山頭去上學呢？這個理想未達之前，忍耐一下又何妨？

當然，中國這課題實在太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完，我看到的也只是一小片拼圖而矣，謬誤難免，無妨指正討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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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阿鄧也寫了另外一篇回應的文章。比較私人的部分，如他的職業，我不公開了﹕

拜讀過網誌了，對於看待中日歷史，很有同感。其實我也曾在香港XX大學修過東亞研究，後因發覺用西方人的著作來研究日本，好像隔了一層紗似的，所以毅然休學到日本讀日語，希望能看懂日本人自己寫的書，再繼續進修。可笑的是，現在是能日本人的書了，但回港後已沒有再修讀東亞研究了 ．．．

我也曾在廣島原爆紀念館的留言冊上，寫過「日本人不要只記住原爆的慘痛，也請記住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的留言呢！(中文的，當時不懂日文)，作為中國人，當然不能忘記歷史，尤其是受欺凌那段歷史，但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若非當年先是滿清搞得中國積弱不振，繼而軍閥割據混戰、再遇著國民、共產兩黨內鬥，又怎給別人有機可乘呢？作為中國人，除了怨恨日本鬼子，還要記取教訓，不可再讓自己國家分崩離折。

對於日本，要分開民間和當權者來看，日本民間也是這場歷史的受害者，現代日本雖然從武士社會的階級制度解放出來了，但填補武力權力真空的軍人，雖然出身自農/漁民，可是一變身軍人便繼承武力的亡魂，甚至比戰國的武士，更欺壓他們由來的農民階層，明治時代的日本農/漁民，還是受「武士」支配的黎民，而由過去被支配階段演變而來的現代日本民間，對於中日過去的歷史，也是抱較開放、敢承認過去的態度，這是我在日本讀書時與日本百姓接觸總結出來的結論，我想阿張你曾在日本讀書，也有同感吧。

至於日本當權者--自民黨，他們的票源主要來自鄉郊、地方勢力，以及大財閥，但當大財閥都為跟中國做生意而疏遠他們時，自民黨可以做的，也只能是更向右傾，死死抓住鄉郊那些頑固老頭的票了。我看這是他們摸索回來的唯一出路，也是最後的出路了，但日本鄉郊人口越來越少、城市人口越多，他們再不走回中間路線、不能贏取城市人口的支持，自民黨很快便會第二度失去政權。我看，自民黨越向右傾，越是不願承認歷史、不能跟正在興起的中國交往的話，「垂死掙扎」的日子便越短。看著朝吧，待日本積弱，下一代的當權者也沒可能不軟下腰骨、不承認過去的歷史了。

至於金子先生，其實他講述日本鬼子劣行的新聞報道 ．．．相信每個聽過、看過他敘述的人，無不感到動容，無不對他尊敬有加。這更加引證，日本民間藏著一把具良知的聲音，不要將他們跟他們當權者一刀切。

可悲的是，即使金子先生怎樣努力，還是改變不了日本當權者的態度。顯見，自民黨要倒下才能有所改變，如果連福田康夫這類溫和派都救不了自民黨的話，自民黨這次真的要倒台，中日關係，才能從過去歷史中真正解放出來。

看了你的文章，如遇志見道合的朋友，一下便說了這麼多，請不要見笑，也不要見怪我班門弄斧。

國家的品牌

日本前任首相安倍晉三推行的「美麗國家」計劃，於本年九月他宣布辭職後終止，前後六個月的籌備工作，請了五名全職職員，四名兼職助理，一共只開了兩次專家討論會議，卻花了4千9百萬日圓（其中3千萬花在辦公室內的費用）。

接近5千萬日圓，相等於3百多萬港幣，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聽了10月17日有關的報告後，表示這個計劃浪費金錢。

其實，一個政府要亂花錢，比任何罪惡都來得嚴重。

亂花錢的原因有很多，不能盡錄。但為了使國家更「美麗」，那就比較抽象了。

幾年前曾經聽一名擔任國家顧問的日本學者談到把日本綠化的計劃，那我是舉手贊同的，而且知道日本在這方面確實做了很多功夫，所以很佩服他們願意花這個錢去把我們居住的環境改造得更美麗。譬如說，北九州市（Kitakyushu）曾經是一個被工業污染的地方，但經過多年的努力，現在的北九州是一個模範的循環再生城市。

但安倍的「美麗國家」政策似乎只是一些浮誇的宣傳。不是說國家不需要宣傳，但花了錢換來「零」的實際效果，根本無益於市民。

我想到多年前，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在領取諾貝爾文學獎時所發表的得獎致詞，其題目就是「美麗的日本的我」（美しい日本の私）。裡面談到他的文學作品是在日本美學傳統中孕育而成的。

一些學者後來評論這篇文章，都提到川端不提他文學的現代性，而偏偏特顯它的傳統性，有一點把日本文化「美化」（aestheticized），「浪漫化」（romanticized），甚至是「刻板化」（stereotyped）和「異國情調化」（exoticized）的嫌疑。

當然，川端是在替日本做宣傳。那是七十年代開始，日本經濟正在起飛的年代。也是日本需要脫離二次大戰陰影的時代。

似乎，一個現代國家的崛起，除了科技和經濟的發展要有堅實的基礎，在對外宣傳自己的優點和形象，往往來一個「復古」和「美化」。

所以，歐洲最先進的國家，都有塑造了她吸引人的「異國情調」。誰不知道法國巴黎是「浪漫之都」。但去過巴黎的人都知道她也有不浪漫的一面﹕貧富懸殊，商業化，公共設施需要更好的維修和管理，．．．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英國是紳士淑女的國度，禮儀之邦。德國是「高度精確」的代名詞。

所以，現代化進程中的日本，也似乎需要一個品牌。一直以來，尤其在戰後，他們用「神秘而美麗的傳統」吸引了很多外國的學者和日本文化迷對其文化的關注（這包括我在內），又用「新穎而精致的產品」俘虜了無數消費者的心。

中國的崛起，似乎也走著同樣的路。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大陸一直是某些左傾人士的理想國（曾經，在西方也有人因為對大陸內發生的事情一知半解，而對「文化大革命」充滿憧憬），也同時是一批反共人士的紅色邪惡勢力。那是一個「非黑即白」的時代。

但是，現實永遠比想象複雜，而且不是用意識形態（尤其是冷戰心態）就可以公平正確地理解。

改革開放以後，到最近，中國文化在通過張藝謀，陳凱歌，王家衛和李安等的電影，以及其他的文化媒介帶到了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中國文化是被「異國情調化」了。外國觀眾所看到的，在大銀幕上的畫面，真的能代表中國嗎？

經歷了現代化和商業化的中國，更常談論的，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和「國民意識」。尤其，這體現在對古典文化的重新認識（或稱為重讀，Re-reading）。

「進步」的中國現在也更「傳統」了。2008年的奧運，或者，就是現代與傳統結合的一場盛會。在這個華美的盛會裡，我們不希望看到一種只是表面的宣傳東西，就好像日本不需要把自己裝飾成什麼「美麗國家」一樣。

提高環保意識，培養市民的公德心，注重保育的城市規劃，等等．．．這些，都是更能夠把中國變得美麗的真功夫。這些，就算奧運完結了，我們都必須繼續努力地把它做好。

國慶日和民族神話﹕中日比較

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十．一國慶」才成為法定假日。我成長在八十年代初，那時候雖然應該也有人去搞「雙十節」和「十．一」的慶祝活動，但「國慶日」對一個居住在殖民地的青年來說還是一種很抽象的概念。今年，我將第一次在中國人統治的國土上正式過一個國慶日，感覺很是興奮，不知道這種抽象感會不會隨之而消失？

當然，我知道國慶日本身就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它紀念的其實是一個「國家」起源的神話。透過一套社會儀式（慶祝活動），以及賦予歷史某個時刻一個神性的意義，國家宣揚國民團結齊心的精神。

每個現代國家（modern nation）都編織了它立國的神話。之所以稱它為神話，原因很簡單﹕建國的那一天，無論是一個多麼偶然的日子，卻被說成是一個必然的時刻——它是一個終結，也是一個開始。從那天起，「完整的國家」誕生了！

我對神話的理解，毫無疑問是包含對它的批評。但同時，不能否定的是，有時候我會受到這個神話的感動。

1911年10月10日（雙十）是中國革命份子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成功推翻滿清的一天。作為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它讓我們知道那些為國犧牲的革命者，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對這個日子的懷念，不是浪漫又是什麼？

十．一也同樣地浪漫。那一天，「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我們知道，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神話。而無論我們如何評論毛澤東一生的功過，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對著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所說的話，自有它感人的地方。那是中國人不平之鳴。

一百年以上被列強欺凌的屈辱，還加上一百多年被內憂困擾的羞恥，我們中國人不能再背負了。

但是，我也是理性的。我知道「站起來的中國人」還需要經歷更多的苦難。

說句公平話﹕在經歷了幾十年席捲祖國的激烈社會和政治運動後，加上韓戰和越戰，以及文革的洗禮，難道中國人不應該為現在相對的穩定和繁榮而感到自豪嗎？

在感情上，我願意相信國慶的神話。

我有點左傾？哈哈，或者是這樣吧。

但是，我得告訴自己，在感情以外，也有一個比較客觀的理解。如果走上一條狹隘民族主義的路線來支持這個神話，我覺得對國家的發展其實有反面的效果。

我們不要忘記，在國慶日這天，還有好一些反對和不調和的聲音。同中也有異；然後，在異中再求同。

日本的國慶日，在二月十一日，他們喚做「建國紀念日」。

原來，日本人的建國日竟然是基於一個他們天皇世系的神話。根據公元720年完成的神話．歷史書《日本書紀》（Nihon shoki）所記載，天皇家的始祖是天照女神（Amaterasu），其子孫在人間建立國土，其中天照的四（五？）世孫神武天皇（Emperor Jimmu）於公元前660年統一日本。

一批明治時代的日本學者「計算」出，原來那年的二月十一日是神武建國的日子。那時候這個節日叫《紀元節》。到了1873年日本人采用西歷，才正式把這天定為法定建國日。

一個神話可以用來做建國日，其實不需要我們細究那個日子的科學性，甚至歷史性。當然，我們看到日本在民族主義高漲的侵略時代，就是用這個神話去解釋為「國家」犧牲的正確性。

我認為，無論中國或者日本，甚至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民族神話可以是載舟或覆舟之水。

是好是壞，端看我們如果平衡對國家的感性認同（否定）和理性理解。

日本鬼子

記得看過一齣紀錄片，叫《日本鬼子》（Riben Guizi﹕Japanese Devils， 2001），導演松井稔（Matsui Minoru）訪問了十四名在二次大戰期間犯下滔天暴行的日本士兵，讓他們直接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從一個普通的日本國民，變成殺人、強奸、虐待、打家劫舍的「鬼子」。

看後，心情久久不能平復過來。

作為一個做學問的人，我有責任用比較理性的方式去理解我所聽到的回憶和證言。但是，正如很多人都說過﹕We can forgive，but we cannot forget（我們能夠原諒，但絕對不能忘記）。這句話值得我們深思。

我認為，對日軍侵華史實不能忘記的人，應該不只是中國人。起碼還有韓國人（他們的先輩是慰安婦制度的主要受害人）。當然，還有所有被日軍蹂躪的國家的人民。而且，正如張純如（Iris Chang）在她的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1998，中譯《被遺忘的歷史─1937年南京浩劫》）中所強調，「世界」也絕對不能把這段歷史忘記。看了《日本鬼子》後，我醒覺到，世界上最不應該忘記這段歷史的，其實是日本的國民。

如果日本人不能忘記「廣島長崎原爆」，請也別要忘記「南京大屠殺」！

我們無論如何要「感謝」這些「日本鬼子」站出來，把事實的真相告知世人，告知他們的子孫。這段對日本人來說充滿黑暗的歷史，如果還能夠透露出一點點光明的話，那將會來自這些誠心懺悔謝罪的「日本鬼子」他們口中的真話。

黑暗中的光輝，其泉源是來自人類道德上的勇氣。

幾天前，香港有線電視新聞台總主播張宏艷小姐送給我她翻譯的新書，《回頭已是百年身﹕日本老兵金子安次侵華回憶》（熊谷伸一郎原著，2007）。我讀後當寫一篇書評。這裡再次向張小姐的付出表示無限的欽佩。

原來，金子安次正是《日本鬼子》紀錄片中，十四名日本兵之一。這次有機會深入地了解他的遭遇，希望能夠找到我所期待的人性光輝。

福田康夫的穩健形象

23日下午，日本自民黨選出新一任的總裁，如外界所料，前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Fukuda Yasuo）順利當選，25日將成為日本下一任首相。

71歲的福田，一向以謙謙君子的形象見稱，其處事風格比以往兩任首相小泉純一郎（Koizumi Jun’ichirō）和安倍晉三（Abe Shinzō）都來得溫和，而且承諾在任內不會到靖國神社參拜，預料將有助中日兩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問題是，福田能做多久的首相？

這次，有線寬頻（i-Cable News）再次邀請我做嘉賓，對福田當選後的日本政治生態作一簡短的分析。期間談到了日本的國際定位，在野民主黨對自民黨的挑戰，國內結構改革的繼續推行，以及未來中日關係等問題。

其實，自民黨自安倍突然宣布辭職起，就開始走一條「穩定民心」的路線。這尤其表現在自民黨內部那種力求團結的努力上。除了麻生太郎（Aso Tarō）一人外，在安倍宣布辭職的幾天內，幾名有意參選的候選人都紛紛棄權，而且表態支持福田。而自民黨內部的九大派系，除了麻生一派，全都公開支持福田。雖然派系內個別成員不一定就將選票投給福田，但自民黨內部完全沒有露出半點大亂陣腳的姿態，在在表示了黨內很快就達成了某種共識。目的是希望日本國民覺得自民黨還是在當家。

但同時，我們不禁會問，選舉當日還在慶應大學醫院內「養病」的安倍，似乎在自民黨內並不是一個舉足輕重和不能或缺的人物。這說明了自民黨總裁一職的權力並不是絕對的。如果福田的優勢是來自其圓滑的「外交」手腕，能夠得到黨內各派系的認可，其缺點也就是沒有法子完全擺脫派系的影響。可以預期的是，福田政府很難會像小泉般來個大刀闊斧式的改革。而24日福田新內閣閣員名單出爐的時候，我們也就不會因為福田內閣充斥著自民黨內各派系的大老級人物而感到詫異。

自民黨這一招是以不變應萬變。選出福田，似乎暗示著黨內回到一種平穩一統，甚至是status quote的狀態。但是，究竟自民黨是否就如此「團結」呢？那就要看麻生這類個人色彩濃厚的自民黨國會議員會否發出任何異端的噪音。其實，自民黨現在能夠做到的，也就是保持一個「穩健形象」罷了。

在日本國民間，鄉鎮選區傳統上支持自民黨，但小泉任內的「結構改革」對這些支持者來說，在經濟上造成了很大的打擊。福田政府在不作大幅度改動小泉改革方針的前提下，究竟能否修復黨跟選民間的關係，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在野民主黨於今年7月底在小澤一郎領導下奪得參議院的主導權，一直希望從自民黨手中奪取江山，利用反恐法這個議題嘗試大做文章。現在福田上任，其中最迫切的是延長海上自衛隊十一月一日的逗留限期，好讓其繼續能在印度洋替聯合國在阿富汗的維和部隊提供原油的補給。小澤如果繼續封殺，或者不會影響議案的最後通過，因為自民黨控制的眾議院還是會做最後的決定。但是，這可能影響福田政府的威信。

如果從國際情勢去看自民黨的生存空間，自民黨不是沒有籌碼的。小澤固然可以繼續打「反『反恐案』」的牌，但是他的底線是，國民所關心的北韓核武和人質問題（日本人被北韓政府虜走成為人質），究竟還是需要美國從中協助解決。如果得罪了美國，北韓問題加劇，小澤一人是否能夠承擔一切後果呢？民主黨想在下次大選中得到日本國民的支持，起碼要表現出一個能夠承擔問題的大將之風。相信小澤在反恐議題上能夠撈得多少好處，最終取決於他究竟能否提出解決北韓問題的新辦法。

我們看得出，跟中國保持友好，對自民黨和民主黨在國內提高民望上都有好處。如果北韓問題是一個最為日本國民所關心的議題，那麼，兩黨都必須避免跟美國或中國產生無必要的摩擦。安倍的忽然崛起，有一部份原因是當年他適當地處理了北韓人質問題。現在看來，今天的安倍雖然如喪家犬般，為自己的「不負責任」，向自民黨和所有日本國民道歉，其實他在外交上的確表現得不錯。

最後，即使我們作最壞的打算，認為福田政府也是一個短命政府，然而，中日關係的大方向就會一下子改變嗎？除非有突發事件發生，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日本所面臨的，是一個比起國際關係更棘手的國內經濟和政治問題。福田這種溫和派政治人物的上台，起了鎮痛的作用，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但是，如果福田的上台只是自民黨一種修補形象的表面手段，那麼，我們將可以預期一個更混亂的戰國時代在日本政壇展開。

畢業照

做了那麼多年「職業學生」，終於可以回到「現實」了。

其實小時候也不是什麼讀書的材料，甚至應該屬於比較懶散的學生。後來發奮要把書念得比較像樣一點，最終走了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走完了，取得博士，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只覺得多年來自己好像獨自在荒島上生活，現在反而因為要重新適應另外一個環境而感到有點不安。

回到香港差不多一個月了，覺得一切還順利。因為對自己沒有太高的要求，所以也沒有太大的壓力。

2007年在多倫多大學舉辦的中日關係研討會

2007年3月8日，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舉辦了一場「中日關係研討會」（Sino-Japanese Conference），邀請了著名教授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被邀請的講者包括中日關係名學者Joshua Fogel教授和Bob Tadashi Wakabayashi教授。

而我又跟中日留學生合作做了兩場圓桌討論（roundtable discussion），探討如何加深中國和日本年輕人對對方文化的認識，也集中檢討了媒體和教育制度對中日文化交流扮演了什麼角色。

整個學術會議的主要目的是促進中日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全場過程已經製作成DVD，以後會建立一個網站把精彩片段放上去。

組織這次會議的，不是著名教授，也不是大學的學院，而是一些關心中日問題的中日留學生。他們的主席，井澤賢人（Kent Masato Izawa）曾經選修了我教的一門叫「中日關係﹕歷史，文化，記憶」的大學課程。另外一位主席李濱（Derek Bin Li）是井澤君的好友。兩人花了很多心血，終於籌募了足夠的經費，舉辦了這個由「學生」和「民間」所發起的會議。參加會議的達二百多人，而且反應熱烈。這是連我也始料不及的。作為一個參與者，我感到很榮幸。

下面是《多倫多大學通訊》對是項活動的報道。

News@UofT -- Social Sciences Business and Law

Find this story on the web at: http://www.news.utoronto.ca/bin6/070328-3054.asp

Students build bridges between Chinese, Japanese communities

Conference marked a turning point, bringing forth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Mar 28/07
by Hayley Morrison

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two great Asian n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s 2007 Sino-Japanese conference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aid Derek Bin Li, co-president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erence committee.

On March 9, the student-run committee presented a full day of speakers and roundtables to examine both the historical conflict and cur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two nations have been at odds since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 conflict over the Chinese mainland that lasted from 1937 to 1945.

“We wanted to give a long review of the conflict,” said Derek Bin Li, co-president of the committee and a fourth-ye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ent. Added Ashleigh Au, the committee’s marketing director, a fourth-year East Asian studies student, the committee “did not want to neglect the cultural exchange”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While most of the attendees were graduate students, some faculty members and mature student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various seminars and lectures.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non-official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ies was no easy task for committee members. They approached Yu Chang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Professor Joshua Fogel,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t York University, to organize the conference sessions. Using their expertise, the committee constructed several roundtables debating issues of forbearance, justic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Offering personal accounts and engaging in intensive debate, students demonstrated how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re not just about the war but “a contemporary issue that has followed from the time of this conflict up to the present,” Au said.

With a potpourri of individuals, the committee had to accommodate man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bout 80 per cent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were not Canadian born and were influenced by the Sino-Japanese war either directly through their grandparents or through the media.

Although it was difficult for students from Chinese and Japanese backgrounds to remain neutral and bias-free, given the emotion still associated with the topic, the committee worked “to make sure nobody was in the line of fire,” Au said.

Given the sensitivity surrounding war, the committee was very careful when choosing its sponsors and speakers. Since the war has remained a politically charged topic, the committee decided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such as U of T would be an ideal setting to host the conference. Different from other social realms, said Weiqiao Zhang, a committee member and a third-year philosophy student, the university provided the conference with academic researchers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rather than politicians advancing their own interests.

In light of the conference the committee members have already noticed changes in relations between members in the two communities.

“We have com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y we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about the past,” said Zhang. Additionally, the conference has helped “people see each other as other people, instead of categorizing or ‘villainizing’ them,” said Au. Moreover, with many different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s brought to the table, Ashleigh believes the conference effectively “promoted a genuine understanding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Overall, the student organizers were pleased with the results. Along with an excellent turnout and thought- provoking speakers, “it was a very positive experience that I believe we will all cherish as an undergrad project to remember,” Au said. In terms of any futur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ies, she believes “there is definitely an intention to hold a similar event next year.”

Hayley Morrison is a political science student at St. Michael’s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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